■季风/文字整理 厚夫/供图

主持人：

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主编、作家）

对话嘉宾：

厚夫（知名评论家、作家）

嘉宾简介

厚夫，本名梁向阳，1965年生，延安大学路遥与知青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长期从事文学教育与文学研究，业余进行文学创作，是国内路遥研究界的代表性学者；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柳青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多种奖项。

▲路遥（左一）。

“读懂陕北，才能真正读懂路遥。” —— 这句厚夫先生发表于2015年《陕西日报》专访的论断，已成为解读路遥及作家作品的钥匙。近十年过去，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读路遥作品及祭拜路遥的热度又持续升温，可见其作品所蕴含的穿透时代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们与这句论断的提出者、路遥研究专家厚夫先生展开对话，一同探寻那片苍茫厚土与文学巨子之间血脉相连的深刻密码。

季风：厚夫先生，您是研究作家路遥的著名学者，请问陕北这片广袤土地为路遥提供了怎样的精神原乡与创作母体？其超越地理概念的文化内核是什么？

厚夫：“读懂陕北，才能真正读懂路遥”，是2015年《路遥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我接受《陕西日报》专访时提出的核心观点。路遥作为优秀作家，既有创作者的共性特质，更带着陕北人独有的鲜明个性，这份特质深度融入其创作肌理，而要读懂路遥，必先读懂孕育他精神母体的陕北文化。

陕北是信天游的故乡，是中国的圣地，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牧猎文明的交融之地、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块黄土高原不仅造就了独特的地域景观，更沉淀出大气包容、勇毅担当、进取自强、利他奉献的文化品格，孕育出无数坚韧不拔的英雄儿女，有着厚重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从某种意义上讲，读懂陕北的历史，便读懂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脉络，也才能真正锚定路遥文学世界的精神根基。

季风：路遥作品被普遍理解的“苦难意识”与“奋斗精神”从何而来？他是如何将陕北严酷生存环境与坚韧生命哲学内化为其精神气质并烙印在孙少平、高加林等人物身上？

厚夫：19世纪法国美学家泰纳提出文学创作“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论，认为作品生成离不开时代精神与风俗土壤，这一观点恰能诠释陕北文化对路遥的深刻滋养。陕北高原是路遥的生命根脉，这里的山川草木滋养其生命认知，让他骨子里镌刻着陕北文化赋予的精神风骨与赤子情怀。相较关中、陕南，陕北生存条件更为艰苦，也正因这份严酷，淬炼出陕北人刻入骨髓的苦难意识与奋斗精神，而这份精神特质，自然内化为路遥的个人气质，更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通过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物鲜活呈现。

路遥尤擅塑造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奋斗者形象：《人生》中的高加林，是城乡二元结构下渴望进城的有志农村青年典型，他不甘命运摆布、胸怀闯荡之志，却在现实磋磨中重返乡村，其奋斗的失意引发千万读者强烈共鸣；《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物质困顿却精神高贵，以现代知识武装自我、心怀仰望星空的理想，执着于在城市寻找人生坐标。细究便知，高加林的不甘、孙少平的坚韧，皆藏着路遥的精神影子，是其个人生命体验与陕北精神的双重投射。

季风：路遥有自己一套实用的创作方法，传闻当初为写《平凡的世界》，他开展浩繁“田野调查”式准备，这种“苦行僧”般的创作方式，是否是陕北人“重实践、肯受苦”生存智慧的文学极致运用？

厚夫：当时为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路遥的资料准备堪称“田野调查”式深耕。他深入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农贸市场等各类场景，全面体察生活，他将此称为对生活的“重新到位”。这种“苦行僧”式创作，既是陕北人“存大气、成大器”的性格使然，更是路遥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的必然行动。现实主义史诗需担当“历史官”的使命，精准记录时代变迁，路遥始终坚信：“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有些学者指责《平凡的世界》的编年体特征仅有“文献学意义”，实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误读，更是未能读懂这部作品精神内核的片面之论。

季风：文学叙述往往有作家自己内在的情感，并形成文学张力。“眷恋土地”与“逃离土地”的理论家之说，似乎也是路遥文学的核心张力。他笔下人物的深刻矛盾性，是否也在当时精准预言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遍的精神困境？

厚夫：优秀文学的魅力，在于以个体叙事映照时代共性。路遥作为新时期之初崛起的文坛中坚，精准捕捉到陕北土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百姓的生存与奋斗，其作品情感兼具丰富性与复杂性，既饱含对土地的深情眷恋，更藏着对远方的坚定逃离。他首创“城乡交叉地带”这一概念，精准概括自身创作的核心特征。

《人生》的成功，源于路遥将目光投向变革中的现实，聚焦“城乡交叉地带”青年的命运沉浮，成为新时期较早回归现实、探索“人的重新发现”的佳作，其思考的前瞻性、表现生活的深度、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均超越同时期诸多作家，引发强烈社会反响实属必然。《平凡的世界》的不朽，则在于路遥敏锐捕捉到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历史诗意，以六卷三部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全景式书写中国城乡社会的史诗性变迁，刻画普通人的生存、奋斗、情感与梦想。正因作品极强的代入感，让每个读者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这正是路遥精准把握时代脉搏、书写时代共性的有力佐证。

季风：路遥以生命燃烧般状态投入创作，这种“向死而生”的写作姿态，与陕北文化坚韧、硬气、悲怆的底色有着怎样的深刻精神同构？

厚夫：路遥以生命燃烧般的赤诚投入创作，这份“向死而生”的写作姿态，与陕北文化中坚韧、硬气、悲怆的精神底色，有着深度的精神同构，王安忆的一段回忆便是最佳佐证。1990年春，王安忆在路遥帮助下到访陕北，得知当地贫困闭塞后，曾建议将人们迁出黄土高坡，这话深深刺痛了路遥——他短暂一怔后，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缓缓说道：“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段文字，是解读路遥精神世界的关键钥匙。正因对陕北故土爱得深沉、爱得恳切，路遥才始终践行“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信念，甘愿以燃烧生命的方式，书写陕北父老的生活与奋斗。这份对土地的赤诚、对创作的执着，正是陕北文化坚韧底色在他身上的极致绽放。

季风：在“内卷”与“躺平”并存的当下，为何物质困顿却精神高贵的孙少平依然能成为年轻人的精神偶像？这份跨越时代的共鸣根源何在？

厚夫：理想主义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缺乏理想的现实主义，不过是自然主义的空洞躯壳。《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等“理想化”人物，绝非扁平的符号，而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路遥提炼无数普通人共性、塑造出的丰满“圆形人物”。

《平凡的世界》以1975年至1985年为时代背景，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十年，“人心思变”是时代主题，求新求变的力量在社会各处积聚。路遥在孙少平等人物塑造中，精准刻画其在时代浪潮中的成长与奋斗，更回应了《人生》中提出的“人生之问”。恩格斯曾说：“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其动机源于所处的历史潮流，而非琐碎的个人欲望。”孙少平正是这样的人物，他“仰望星空”的奋斗轨迹，是改革开放以来普通人拼搏人生的生动写照，这便是他跨越时代、成为年轻人精神偶像的核心原因。

季风：您在《路遥传》人物传记写作中，写作中的哪个细节最触动您，让您触摸到其灵魂脉动？这场写作之旅对您的精神世界有何影响？

厚夫：路遥是地道的陕北农民之子，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艺术创作，与父亲的田间劳作本质无二，这份认知催生诸多饱含哲思的人生箴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只有白享的福，没有白受的苦。人可以亏人，土地不可以亏人。”“有耕种，才有收获；即使没有收获，也不为此终生遗憾。”……这些话语是路遥人生体悟的真实流露，更是他思考人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正因这份质朴坚守，他才会发出“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取悦当代，更要给历史一个深厚交代”的时代强音。路遥在创作中展现的极致真诚与磅礴生命能量，皆源于此。故而我写作《路遥传》时，触动我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单独细节，而是他贯穿一生的人生态度与创作坚守。

这场写作之旅，让我深刻领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的真谛。写作的过程，亦是我深入研读路遥、汲取精神力量的过程。作为深受路遥影响的写作者，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做好其人生与精神的解读，让路遥文学中的向上向善之力，传递给更多人。

季风：从柳青到路遥，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血脉一脉相承。您认为路遥从柳青那里继承的最宝贵遗产是什么？又在哪些关键处实现了超越与独创？

厚夫：从柳青到路遥，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血脉赓续绵延，路遥既从柳青身上汲取了最宝贵的文学遗产，更在时代语境与创作表达中实现了突破性超越与独创。

路遥从柳青那里继承的最宝贵遗产，其一，是扎根乡土、锚定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信仰，柳青以《创业史》深耕农村题材、书写时代变迁的创作路径，成为路遥的文学圭臬，他视柳青为“文学教父”，七遍研读《创业史》，立志承袭其史诗性创作追求；其二，是背对文坛、面向大众的创作初心，坚守文学与民族文化土壤的深度契合，拒绝跟风趋时，以沉潜姿态书写土地与人民；其三，是以文学承载时代重量的责任担当，将个人艺术追求融入社会历史进程，致力于用文字记录时代脉动、映照大众命运。

而路遥的关键超越与独创，首先体现在创作语境与精神内核的突破：柳青《创业史》囿于“阶级斗争”的时代语境，时代印记相对鲜明；《平凡的世界》则立足“人的”新时期，跳出单一叙事框架，更聚焦个体“自身矛盾冲突”与心灵成长，让理想现实主义更具人文温度。其次是作品格局与叙事完成度的升级：《创业史》为未完成的史诗，路遥则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守，完成了六卷三部百万字的全景式鸿篇，完整书写了中国城乡社会大转折时期的历史变迁，让现实主义史诗更具完整性与厚重感。最后是受众联结与精神共鸣的深化，他以更细腻的普通人奋斗叙事，让作品穿透文坛圈层，成为亿万读者的精神坐标，真正让现实主义文学实现了大众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双重绽放。

正如评论家李星所言，路遥以执拗坚守让柳青式理想现实主义重焕生机，这份“文学传奇”的背后，正是继承中的坚守、坚守中的突破，也为陕西文学乃至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留下了可堪传承的精神财富。

季风：当下存在将路遥精神简单归结为“苦难崇拜”的倾向。我们应如何更准确地把握其奋斗哲学的精髓，避免陷入对苦难的形式化模仿？

厚夫：当下部分读者将路遥精神简单归结为“苦难崇拜”，这一认知实则是对路遥的误读。路遥虽生于陕北农村的贫困境遇，却从未沉溺于苦难，而是始终以主动的姿态超越苦难，将苦难转化为人生前行与创作深耕的精神动力。读书为他打开了仰望星空的窗口，也让他拥有了超越同时代的思维前瞻性与深刻性，得以精准把握时代脉搏，塑造出高加林、孙少平这类兼具时代特征与人性深度的典型人物。由此可见，读懂并学习路遥，核心是把握其奋斗超越苦难、思考时代的精神内核，而非形式化模仿其经历的表象。若只求皮毛、徒慕其形，最终只会东施效颦，与路遥的奋斗哲学背道而驰。

季风：我们试做一个未来启示之问，路遥和他的文学世界，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怎样独特的美学范式与精神资源？您对年青一代创作者继承这份遗产有何期待？

厚夫：路遥及其文学世界，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构筑了独具特质的美学范式，也提供了历久弥新的精神资源。其美学范式，根植于本土化的现实主义创作，他以扎根中国大地的笔触，捕捉新时期之初的时代脉搏，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让文学与民族文化土壤深度契合，用最贴近大众的表达书写时代变迁；其精神内核，是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精神熔铸于文学，以《平凡的世界》为代表，让奋斗成为核心主题，让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成为作品底色，让普通读者能在人物身上看见自己的奋斗身影，实现个人与时代的同频共振。

路遥曾言“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更是为新时代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文学创新无需脱离本土根基，而是要守住民族文化的根脉。这份文学遗产，对年轻一代创作者而言，是启示更是召唤。期待年轻创作者能传承路遥扎根现实、扎根时代的创作初心，既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底色，深扎中国大地捕捉当下的时代脉动，又秉持文学的责任与担当，让作品承载当代中国的精神力量，用有温度、有根性的文字，讲好新时代里普通人的奋斗故事，让文学继续成为照亮人心、凝聚力量的光芒。